《北京志?卫生志》主要记述金、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1990年底北京卫生事业兴衰的史实。
北京卫生机构，自金代天会四年（1126年）设太医院始，从十几个人发展到清代的百余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聘西医罗德先慎斋（Brotner Bemard）为太医起，西医诊所、医院、医学堂相继建立，太医院日趋衰落。经过金、元、明、清785年的发展，太医院于民国元年（1912年）消亡。民国24年（1935年）北平有西医院65所，西医625人；民国37年（1948年）有医院141所，西医647人。1949年北京有卫生事业机构61个，床位3 001张，5 806 名卫技人员。至1990年，经41年的建设，卫生事业机构增至4 953所，比1949年增加80倍；床位59 036张，增加18倍；卫技人员156 304人，增加25倍。北京从1949年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1.0，到1965年的17年间增至2.1；从1966年到1975年增至2.4；从1976年的2.7到1986年的4.43，至1990年增加到4.93 。
北京中医，从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始有医疗活动，从金、元、明、清，至民国24年（1935年）有中医1 202人；民国37年（1948年）有1 163 人。1949年中医有1 120人，至1990年有6 739人，增至6倍。民国18年（1929年）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中医案”，使几千年的中医事业面临灭亡的边缘。至1949年之前，竟无一所有床位的中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团结中西医”与“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引下，截至1989年，北京拥有中医机构19所，中国中医研究院、所等4所，高等中医药学院2所。中医学的理论，以“四大家”之一、金中都（今北京）张从正著《儒门事亲》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元太医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说“上古圣人有胎教之法”对孕妇“耳不听淫声，夜则瞽诵诗道”，“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为世界胎教第一人。明北京朱（木肃）第一次将论文、方剂，撰成《普济方》规范处方。明末《慎斋遗书》首创“辨证施治”专节。清北京中医王清任《医林改错》明确指出：“灵机记忆，不在心，在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毛泽东主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导下，总结经验，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反映自然界和人体内阴阳消长变化规律。从过去一味入一脏，发展为一味与多个内脏有联系。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已在整个医学范围内广泛应用。中西医结合应用针刺麻醉行剖腹产及肺切除等手术。研制冠心Ⅱ号治心绞痛及青蒿素抗疟达较高疗效。
北京西医诊疗技术起源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国伦敦教会医生洛克哈脱（W·Lokhart）来北京建立的双旗杆医院。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北京崇文门孝顺胡同开办同仁医院。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伦敦教会与美国5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民国4年（1915年）改为协和医学院。从而以生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技术，在北京逐渐扩大发展。内科技术从18世纪的听诊器、显微镜，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化学技术及血、尿、便常规化验、X线透视和照相技术、心电图等，以及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等抗菌药物的应用，开创了药物治疗的新纪元。50年代应用内窥镜、纤维内窥镜、心导管检查及心血管造影。6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70年代行冠状动脉造影。外科技术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W·Lokhart）在北京做的第一例食指腱鞘脓肿手术始，打开了外科“割症”的手术局面。继而于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道济医院（今第六医院）、同仁医院开展了前臂截肢、肿块切除、包皮环切、骨关节复位、放腹水、脓肿切开等手术。20年代始做胃大部切除及胆囊切除术，乃为中国首例。30年代始做颅脑手术，中国外科创始人之一刘瑞恒已能做泌尿、矫形手术，开始做食道癌切除、脑疡切除、脊髓、筛窦肿瘤切除术。民国30年（1941年）吴英恺、吴阶平、曾宪九等开展了胸外、泌外、普外等大中型手术。1958年解放军总医院苏鸿熙在西安行中国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1965年北京积水潭医院成功地做了断肢再植手术，解放军总医院陈景云行人工关节置换术。70年代开展了显微外科，友谊医院行肾移植、同仁与第二传染病医院行肝移植、北京医院行胰岛细胞移植、协和医院行甲状旁腺移植。90年代安贞医院行心脏及肺移植，天坛医院累积脑外科手术2万例。诊断、手术、治疗的仪器，从50年代X线发展到90年代的直线加速器、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仪、数字减影放射仪、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CT机、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内窥镜、监护（ICU）病房等大型现代诊疗仪器。
口腔科技术，始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王府井、廊房头条开设私人牙医，至民国6年（1917年）在同仁医院内开设了牙医专科学校。民国16年（1927年）由北平协和医院步达生在周口店发现1颗前臼齿化石，断定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属新种，即“北京中国猿人”（北京人）；1960年口腔颌面外科切除肿瘤及唇腭修补手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结核病科技术，始于民国12年（1923年）协和医院结核病专科的建立。1950年始种卡介苗，1岁以下接种率为21.62106％，1956年为91.2％，1974年为97.6％，使市区的患病率下降到1977年的0.48％。死亡率由1949年的230／10万，降到1977年的4.45／10万。
北京医药学研究始于明代朱(木肃)编撰的论文集，即《普济方》，标志医学进入了崭新的科学论述阶段。清代已普遍应用中医实践研究成果，如辨证施治用于临床。但专门科研行政管理机构及研究机构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仅1977年—1990年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中医45项、西医118项，总计163项。首都自1949年至199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有37名，著名医学专家诸福棠、吴执中、张晓楼、吴蔚然、翁心植、王大琬、方圻、王忠诚、辛育龄、赵雅度、陶其敏等均系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卫生运动始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大都（今北京）修凌筑潭，动用数十万人进行的卫生去秽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京师（今北京）巡警局建第一个专门清扫街道的卫生清洁机构。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民国2年（1913年）在京师警察厅设7个卫生清道所，民国35年（1946年）成立北平市运除垃圾运动委员会。1952年成立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市捕鼠18.5万余只，300万人围歼麻雀；年内清除垃圾451 000立方米，灭蝇1亿4千万只。将传染病疫源地臭气熏天的龙须沟，改变为柏油林荫大道。被国际科委会誉为清洁整齐干净的城市，于1990年被全国卫生检查团评为“全国十佳城市”。
卫生防疫机构源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防疫局。民国8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北平于民国14年（1925年）成立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负责防疫工作，相继成立第二、第三、第四卫生事务所，分布全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卫生部设防疫司，北京市及各区县均成立了卫生防疫站，各医院成立预防保健科，形成了从市到乡村完整的防疫体系。自50年代起，从出生婴儿开始打防疫针，并按计划免疫程序普遍接种疫苗，使有史以来第一死因的传染病，到1956年退居第二位。1964年退居第五位，1970年—1990年在城区居民顺位死因前8位中消失。从民国25年（1936年）北平市区人均寿命35岁，至1990年北京市区男性为72.47岁，女性为75.22岁，为民国时期寿命的2倍多。始于20年代的生物医学模式，至80年代已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妇幼保健起源于清代《保婴撮要》、《婴童百问》对妇女儿童饮食营养、保产、生活保健的论述。到民国14年（1925年）北平成立第一卫生事务所成为妇幼保健机构。杨崇瑞博士作为妇幼保健的奠基人，使北平妇幼保健事业从城市到乡村初步形成地段妇幼保健网。1951年全面推行北京市妇幼保健工作网施行办法，至1951年新法接生达88.3％。1990年孕产妇死亡率从1949年的685／10万，降到25／10万；婴儿死亡率从1949年的117.6 ‰，降到1990年的11.66‰；新生儿死亡率从1951年的44.0‰，降到1990年的8.49‰。
北京健康教育机构始于民国4年（1915年）北平市卫生陈列所的成立，翌年2月创办《卫生丛报》、民国11年（1922年）由北平中央防疫处创办《通信卫生月刊》、民国12年（1923年）创办《医事月刊》、民国13年（1924年）创办《卫生季刊》、1928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创办《卫生月刊》、民国24年（1935年）创办《大众卫生》等10余种卫生宣传报刊杂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接管了在中山公园内的北平市卫生陈列所，成立了北京市卫生教育所。于1958年创办《北京卫生报》、1980年创办《健康》杂志、1984年创办《健康咨询报》、1985年创办《健康少年画报》及《健康百话》电视节目。向全民进行健康教育。
北京卫生医药成就：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惟一研制针灸铜人及元大都忽思慧著《饮膳正要》。民国31年（1942年）钟惠澜发现回归热病原体，1956年汤飞凡、张晓楼分离出沙眼衣原体，1958年吴阶平发现肾上腺髓质增生等均为世界第一。从元大都西医院广惠司及《御药院方》、明朱（木肃）等著《普济方》、清王清任《医林改错》及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同仁堂、民国18年（1929年）杨崇瑞创办助产学校，民国22年1933年）杨树勋制西药，诸福棠著《实用儿科学》；1980年解放军总医院摘除大腿18.5千克的肿瘤、1981年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心肌细胞培养成功及中国科学院电子听诊器和北京积水潭医院最大皮瓣植皮成功；1982年北京军区总医院从尿道取出48克巨大结石、1983年北京医院行人造纤维膜修补全腹壁成功、研制第一台膀胱碎石机，1984年快中子治癌及发现新血型、1987年北京积水潭医院研制成功人工骨；1988年北京阜外医院升主动脉移植及北京军区总医院骨髓移植等。
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师、民国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至1955年，829年间，传染病是第一死亡原因。1956年传染病降为第二死因，1963年降为第五位死因。从1964年接踵而替代居民第一死因的是心脏病，第二死因是脑血管病、第三死因是恶性肿瘤，至1990年，26年名列前三位不变。1990年全市死亡61 049人，心脏病死亡16 983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7.82％，平均每天死亡47人；脑血管病死亡16 281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2.67％，平均每天死亡45人；恶性肿瘤死亡9 291人，占总死亡人数的15.22％，平均每天死亡25人。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每年共死亡42 555人，占死亡总人数的65.7％，前三位病总合平均每天死亡117人。
防治死因前三位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为了获得最新信息，及时研究探索发病原因及流行规律和创新有效的治疗方案。北京从1959年开始普查高血压，阜外医院组织了全国的调查。1974年吴英恺教授主持，召开了国内第一次防治心血管病学术会议。1979年—1980年由阜外医院组织了第二次全国高血压调查。1984年北京朝阳医院等组织了全国第一次吸烟调查。同年，吴英恺教授领导，在世界范围调查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发病率等相关因素，同时对北京及全国16省、市581万人为期10年的致病危险因素、发病率、死亡率、医疗服务水平等4项主要量变的同步监测。此项研究分布全球四大洲、27个国家、42所医学研究机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命名、吴英恺主持的“莫尼卡”防治心血管方案。调查结果显示：高盐、低钙、低动物蛋白膳食及吸烟与心血管病相关。北京友谊医院于1978 年改变了传统的“老三联”抢救急性心肌梗死的方案，制定了新的“ABC新三联”心内注射抢救方案，即肾上腺素、阿托平、利多卡因。使院内抢救成功率达75％，心肌梗塞死亡率下降至10％以下。陶寿淇、陈在嘉在国内首先自制硝酸甘油静脉滴注治疗急性心肌梗塞（AMI），使1972年的死亡率24.6％，至1990年下降到3.4％～8％。
北京市从1950年至1989年，39年间卫生事业的兴衰，以医院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增长为指标：即恢复时期（1950 年—1952年）床位增长14.3％、卫技人员增长37.3％；“一五”时期（1953年—1957年）床位增长21.3％、卫技人员增长19.7％；“二五”“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2年）床位增长1.9％、卫技人员增长5.1％，比“一五”时期分别下降了11.2倍和3.8倍。调整时期（1963年—1965年）床位增长1.4％、卫技人员增长1.9％；“三五”“文革”时期（1966年—1970年）床位负增长－6.7％、卫生人员负增长－4.4％，也就是分别减少了6.7％和4.4％。“四五”时期（1971年—1975年）床位增长4.0％、卫技人员增长9.5％。总计1950年—1978年，28年间床位增长8.2％、卫技人员增长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1989年，床位增长83.99％、卫技人员增长93.51％。改革开放头十年（1979年—1989年），床位数和卫技人员数分别超过前28年（1950年—1978年）的9.2倍和8.3倍。
1966年“文革”开始，个体开业医280 余人被勒令停业，卫生部被军管。北京各院校因“停课闹革命”而停止招生。致使在1973 年恢复招生时，因缺师资、无校舍，影响招生，仅中专护士、药剂、药检、医士少招5 600余人。至1970年，全市卫生局系统下放本市及外省市医务人员、职工及家属10 247人，其中包括下放外迁到甘肃、青海9所医院和3所学校医护、行政干部、卫技人员、家属等。北京市卫生局首先撤销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医学科学实验所、计划生育医疗队、卫生教育所、区县爱卫办、防疫站，其人员一律接受“再教育”。至1976年间，北京市卫生局所属各院、站、所，被抄家592户，占职工总人数的21.61％。其中：知名人士16人、港澳台属20 人、各级政协委员18人、主任医师、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123人，其他人员415人。抄走家具179件、字画226幅，某老中医被抄走黄金63两；抄走存款、公债券695 147.24 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知名专家教授被误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4名、14位院级领导干部被误定为“走资派”。被迫害致死40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0名、院长书记4名、主治医生以上8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全部平反昭雪。
